隨著冬季供暖供電保障需求日漸緊迫，各煤種價格卻依然漲勢連連，甚至在部分地區出現“煤荒”，對下游電力、鋼鐵、化工等行業都造成較大壓力。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發改委不得不一再召集煤企開會尋求方法破解“燃煤”之急。但逆向調控能否快速見效，還得取決于煤企的真實增產能力。

從2016年6月份開始，煤炭價格呈現了持續上漲的局面，為了抑制煤價的“瘋漲”，國家發改委連續啟動二級以及一級響應，不斷擴大煤炭產能。同年9月份國家相關部門連續5次召開煤炭行業供需方面的研究會議，并從10月初開始將煤炭行業的產能釋放范圍擴大到1503座礦井。

進入16年第四季度，去產能進入關鍵期。從中央到地方，重磅政策不斷加碼。按照國家發改委的規劃，10月、11月將迎來去產能的高峰期，但伴隨煤炭、鋼鐵量價齊升，去產能形勢將更加復雜。　

在去產能的大背景下，煤炭價格出現快速的上漲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出現這樣一個復雜的局面，主要的原因是在各級政府都在積極推動去產能的背景下，這種行政的信號對很多企業的市場化行為帶來了一定的干擾，很多企業沒有辦法對于市場的變化做出一個靈敏的反映，導致了這樣一個短期供不應求的局面。但是我們不要被短期的煤價上漲所誤導，認為我們的去產能已經沒有必要了。相反，我們應該更加注重運用市場化的方法來引導去產能的推進。去產能，我們一定要看到，在整個世界經濟的格局下，還有整個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大背景下，像煤炭、鋼鐵這些行業去產能的壓力依然非常顯著。另外，也要看到目前的煤價回升可能只是一個短暫的現象，并不代表去產能的任務就沒有必要再繼續推動了。

煤價反彈當中最需要總結的一個教訓就是，政府在推動去產能的過程中，還是要讓市場來發揮作用。具體來講，就是不要把這個去產能的指標層層分解，因為一旦分解之后，政府有了壓力，這種壓力最后就變成很多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硬性的指標，反而讓市場的正常配置機制沒有辦法發揮調節作用。

更好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政府為去產能創造條件，但是怎么去，以什么樣的節奏去，怎么樣的企業去，還是應該由市場來發揮作用。特別要避免政府對具體企業來指定或者說規定去產能的時間表和日程表，這樣的做法可能會導致很多對供求的錯誤判斷，不能夠真正的去產能，反而會導致一些誤區。第一個誤區就是，很多好企業其實不需要去產能，也就是我們講的先進產能，也受到一些影響，相反一些僵尸企業可能分到了一些指標，但是這個企業本來就是應該被淘汰的，反而沒有被淘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很多企業想辦法去應付上面的指標，也就導致了我們說的表面去產能，那些產能只是暫時的降低，并沒有真正的去掉。這對未來我們真正完成去產能任務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們去產能還應該有一個更加市場化的態度。

市場經濟自動的會導致市場出清，這個市場出清的過程就是一些劣質產能被淘汰的過程。那么什么樣的產能的是劣質的，實際上就是看這個企業能不能在正常的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如果能生存下來，說明是優質的，如果是劣質的，就應該被淘汰。但是，要實現這樣一個正常的優勝劣汰，政府需要保證不進行過多的行政因素的干擾，比如很多企業本來已經不行了，而政府又去拯救它，甚至給它補貼，這樣市場機制就沒有辦法發揮作用。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回到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指導思想上來。　　

眼下局部地區出現了“煤荒”這就是最值得擔心的，正是因為過多的行政干預導致了很多好企業、壞企業大家都在降產能。那么面臨這樣一個季節性需求的波動，反而導致了煤價的快速上漲。這樣的話，對很多企業可能就會傳遞出一個錯誤的信號，很多企業就會認為未來的生存空間還是很大的，反而會影響到原來的去產能的任務。　

政府不要一會兒強迫所有的企業去產能，一會兒又說大家趕快去加產能，其實這種行政因素永遠是滯后于市場的，等所有企業都去加產能的時候，就會發現煤賣不掉了。政府還是要放手讓市場，讓企業家去做出判斷。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再補貼那些落后的產能，讓它在該淘汰的時候能夠被淘汰，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去杠桿的任務比去產能更加復雜，因為去杠桿涉及到大量的利益相關者，特別是很多銀行的利益，債權人的利益。所以這個利益的博弈會是比較復雜。以山西為例，目前的去杠桿并沒有真正實現，實際上是采用了一種結構調整的辦法，也就是說把很多到期的貸款在延長，或者說發放一些所謂的中長期結構調整的貸款，更多的還是一種債務重組，而并沒有降低負債率。這個去杠桿的任務可能要采用很多的辦法，而不僅僅是靠銀行一家。